读《中国现代国家的其源》有感3000字
无名小子
前些年看了孔飞力写作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学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西方史学与中国史学的比较来看，差别还是蛮大的，西方史学存在很多流派，以分析见长；中国古典史学分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类，以精炼见长。在今天来看，史学不再拘于西方与本土之争，西方史学对我们的影响慢慢成为一种潮流，而编年体和纪传体史学于今天已慢慢的不能胜任载道的重任，大有退出历史舞台之势。
孔飞力作为西方的汉学家，研究中国的社会史和政治史，并以此作为终身的目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来看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他们的结论是存在疑问的，甚至怀疑他们能否胜任这个工作。更何况以我们的传统教育看来，帝国主义之人到底能安什么好心思呢？所以在我开始读《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时候，心中是抱有这种疑问的。当我慢慢的阅读，能感觉到作者治学的那种精神，并没有夹带政治上的私货，也就打消了以前的疑虑。这本书仅100多页，内容不多，接下来我就从四个方面来谈谈读此书的感想：
一、现代国家在中国的产生
何为现代国家？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形成"现代"国家的功能，由于他们首先发展起来，并长时期主导世界格局，从文化上来看，他们具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认为现代国家的起源只能根植于西方文化，其他文化不能孕育出现代国家的种子。这点来看，孔飞力是持否定态度的。
孔飞力在序言中提到"难道只有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吗？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唯我独尊的判断。"既然现代国家并不是西方所界定的唯一标准，那么其他文化中如何孕育现代国家的故事就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紧接着他抛出了"现代国家如何在中国文化中产生"这个问题，他主要是着眼于和珅之死后的中国作为研究起点，认为现代国家在中国产生是革命与变革的结果，并受到了外部世界种种力量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来自帝国晚期具有多重侧面的国内危机。并以三个问题作为本文的研究点：1、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2、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3、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从这些研究方法和术语来看，不同于我们传统的史学研究，特别是对于我这种业余的爱好者看来，耳目一新，不仅为我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其严谨的态度更令人肃然起敬。
二、现代中国于传统中寻找根源
在文中孔飞力把中国传统文人称之为精英分子，花大力气对他们的著作和思想进行了梳理。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魏源，在面对西方国家的崛起，而中国日渐衰弱的情形，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潮流，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在传统文化教育下的魏源，直到51岁始中进士，并没有显赫的官员身份，在大多数的时间只是一介幕僚。他编纂的《海国图志》等恢弘之作，被世人所熟知和推崇，西方汉学家主要就是从这些著作中了解中国传统文人的思想状态。孔飞力在看待魏源时，把看作一位有着根本性人文关怀的思想家，魏源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魏源提出国家应如何通过让文人们更为热诚地承担责任，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使得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得威权统治得到加强。从孔飞力的解读来看，典型的是带着西方人的思维和提问方式，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的研究是否存在值价，是需要通过一定程序转化为我们语言。作为一个开放心态的中国人来讲，我还是愿意接受西方的声音，看看他眼中的中国。
接下来我们在看看他对魏源的分析，在经历人口膨胀的清朝，其危机越来越突显，在世界贸易的带动下，西方文化也逐渐深入到中国，而作为一个并无实权的魏源，在寻求中国的出路时，眼光并不是一味的放在西方，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源。比如魏源研究《诗经》的作品《诗古微》，赋予了《诗经》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不是仅仅以传统方法来解读《诗经》。在对魏源的解读中，我无法判断孔飞力解读的是否正确，是否过于夸大魏源的思想性，不过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现代国家其源具有独特性和本土性。国家需要富强，文人渴望更为广泛的政治投入和参与，是来自于清晚期的实际境况，而非西方的影响。
孔飞力还以冯桂芬的例子来进一步解读晚清的状况，在其所著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孔飞力把内容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涉及到对于政府运作实行技术层面的大张旗鼓的改革；二、涉及即在官僚机制内部、又在官僚机制外部重新调整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的建制层面的改变。这些解读方式与用语不同于我们的传统史学研究，更注重挖掘其中一般性意义。如果我们按照孔飞力的思路，在重新思考现代国家在中国的起源，确实会得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结论。更何况在我们传统的"唯大人物史观"之下，肯定会怀疑魏源和冯桂芬等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并不会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于他们的努力。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研究史学与孔飞力研究史学的区别。
三、注重对地方史料的运用
研究历史时我们都是从所谓的二十四史入手，得出所谓的"标准"答案，这也是与西方研究史学的区别。他们更注重对档案和地方史料的运用，并不单纯的仅仅研究正史。比如孔飞力在第三章《从耒阳暴乱到农业集体化》，充分利用《耒阳县志》，从一件抗税事件中，分析传统税赋制度面临的困境，从中得出清代税收体系中的弊病"非法的中介掮客以及弊端丛生的征税系统".清中晚期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传统的征税系统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是行政的低效，而另一方面是行政成本的放大，这些矛盾都是耒阳暴乱的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走向现代国家。作者此时甚至和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强调旧体制是为新体制的产生准备条件，只有在社会体系发生基本的变化之后，国家本身的根本性改造才是可能的。仅仅一次耒阳暴乱虽不足以打破传统社会的枷锁，但也证明这副枷锁迟早会被打破。孔飞力在讨论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时，把眼光转移到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几经波折，直到1983年邓小平肯定了将乡镇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区分开来的做法，中国才与传统划开界限。经过几十年的过程，国家对于农村社会的行政渗透最终生存了下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征税方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突飞猛进，于2006年废除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这一时刻注定将载入中国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史册。
四、皇权制度下文人的政治参与
清朝是我国皇权统治达到鼎峰的时刻，文人们早已失去了"文死谏"的信仰，当和珅辈躺在坟墓不能兴风作浪的时候，文人们才开始他们的口诛笔伐。这反映了官员们的谨小慎微，对政府活力及效率起到了消极作用。也正是这种胆小怕事的风气让和珅辈能够兴风作浪那么久。对于这些现状，当时就有文人看到了其中的时弊，并上陈给了皇帝，把官场的紊乱归结于官员群体的无动于衷，而不是某一个权臣的胡作非为。得到的结果就是那位文人从被判"斩立决"到"流放",再至被赦免，从这些方面都能看出"言路似通而未通",文人要做到真正的参政议事还相差很远。到清中后期的时候，魏源等关于文人怎样参与政治的思考，赋予其普遍意义，但这个问题却是那个时代的难题。作为有识之士，肯定已经有了答案"只有解决文人如何参与政治的问题，才能解决朝廷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一原则在今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比如1895年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引发文人们集体的愤怒，导致"公车上书"事件。这说明文人参与政治已经渐渐的成为人们的共识。
通过历史，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曲折的，但毕竟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应当如何正视我们的国家，如何建设我们的国家，而不再臣服于一人之下的皇权制度。虽然20世纪初的文人们对政治参与提出了宏大的设计，但其结构相对薄弱。政府在从事国家建设的时候，能够依靠的仍是以往旧政权中源远流长的行政经验。人们虽然对建设一个富强国家达成了共识，但这种共识形成及维护的代价，却是思想上的逆来顺受和政治上的摆布。对于当时的文人们来讲，反对政治竞争的旧势力仍然强大，这恐怕是最令他们失望的。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仍然面临以下问题，"如何确定政治参与的边际，如何界定公共和私人利益之间的恰当关系，以及如何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社会之间的需求这些老问题。"今天的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地区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要解决这些问题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结语
孔飞力对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虽然做了这些探讨，他的思考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从文字中我们仍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或许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对待这些言论，我们应该抱着一颗宽容的心态去对待，不能带着有色的眼光，对一个有着人文情怀的西方人强加上"亡我之心不死"的罪名；也不能对其中的观点全盘接受，奉之为圭臬。现代国家在我国将何去何从，仍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正如文章结尾所说"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而时间却是"等不得，急不得。"